蘋果(apple)，一個引領時尚潮流與代表高新科技的代言詞，在近期遇到了商標侵權的麻煩。蘋果公司旗下的iPad平板電腦因為侵犯深圳唯冠公司2001年取得的“iPad”注冊商標權，有可能被北京西城區工商分局罰款2.4億元。在2001年至2004年的這段時間里，深圳唯冠的母公司臺灣唯冠獲得了8個“iPad”的注冊商標專用權。當時，蘋果的iPad即將上市，蘋果方面為了不想改變iPad的名字，在英國倫敦成立了一家公司(IP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Limited)，并通過這家公司與臺灣唯冠簽署了協議，約定將iPad商標轉讓給IP Application DevelopmentLimited。但是，等到2010年深圳唯冠了解到蘋果公司在銷售標有“iPad”商標的平板電腦后，向蘋果公司提出了深圳唯冠是iPad商標的真正權利人，要求蘋果公司及時停止銷售，并賠償損失；而蘋果公司方面沒有理睬，繼續銷售iPad平板電腦，直到深圳唯冠將蘋果公司告上了法院。

且不說這件案子誰對誰錯，也不評論到底是深圳唯冠誤告還是蘋果公司侵權。進入21世紀，隨著國際貿易與分工的深入發展，原先依靠資源稟賦與比較優勢進行產品生產已經無法在國際市場上立足，而且單純地依靠勞動力成本等傳統優勢也無法為企業帶來豐厚的利潤。此時，科技的發展造就了一個新型的企業競爭力，即知識產權。知識產權是指公民或法人等主體依據法律的規定，對其從事智力創作或創新活動所產生的知識產品所享受的專有權利。知識產權最大的特點就是獨占性，即只有權利人才能享有，他人不經權利人許可不得行使其權利。也正是這種特點，使得知識產權成為了當今社會各企業爭奪的焦點。根據我國《民法通則》對知識產權的界定：知識產權包括著作權(版權)、專利權、商標專用權、發現權、發明權和其他科技成果權。本次蘋果公司與深圳唯冠公司之爭就是商標專用權的歸屬之爭。

通常而言，關于知識產權的爭奪發生在高新技術企業之間，這是因為對于高新技術企業來說，知識產權是提高高新技術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關鍵，獨特性和獨創性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最重要表現，而知識產權最大的特點就是獨占性，符合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同時，高新技術企業相比較于傳統企業而言，在資金、勞動力成本以及產業成熟度等方面都不具備任何的優勢，想要在市場競爭的氛圍中獲得一定的地位就必須從獨特性與獨創性出發，憑借其他傳統企業所沒有的創新能力來獲得一定的市場占有率。另一方面，知識企業的有效保護對企業的技術創新持續性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高新技術企業的創新成果主要依賴知識產權制度的保護。知識產權制度明確界定了科技成果的權利邊界，并賦予其排他性的獨占權，通過這種方式來促進知識產權的交易或加強高新技術企業之間的技術交流和合作。

近年來，國內一大部分的高新技術企業建立，且關于高新技術產業的工業園區如中關村等在全國各地設立，高新技術企業將逐漸成為未來企業發展的核心競爭力。然而在國內眾多高新技術企業中，關于知識產權的保護卻很少有企業能做到盡善盡美，大部分企業在知識產權保護環節存在著一些問題。首先，企業對于知識產權的保護意識相對薄弱。表現在企業的專利、商標申報意識不強，關于知識產權的申報數量較少。盡管很多企業具有較強的研發與創新能力，而且也開發出了一些較為先進的技術與產品，但是這些企業申請專利、商標等知識產權的數量卻十分有限，而且對于通過專利申請保護知識產權并未表現出強烈的意愿。這主要是因為即使能夠申請獲得專利，由于在專利維權過程中存在的種種障礙，往往會導致這種通過專利保護企業知識產權的作用也不一定能夠得到有效發揮。而且，政府對企業專利申請的支持力度也十分有限，不足以形成對企業專利申請的有效激勵。其次，企業維權成本過高，而對侵權企業的打擊力度十分有限。在目前條件下，企業知識產權維權依然需要較大的資金支持，而企業針對打擊侵權行為的資金投入較低，不足以支持企業進行較大范圍的調查取證、申告及訴訟活動；同時，高新技術企業內部普遍沒有設置專門的維權部門，通常情況下，以法務部門作為打擊侵權的主要部門，而法務部門的專業性質與企業技術特點之間的差異以及維權部門維權活動與企業其他部門生產活動之間可能存在的沖突，都可能會對維權目標的實現產生一定的限制。即使維權成功了，侵權企業所付出的代價，即維權企業所獲得的賠償額相對過低。如修正藥業和吳太藥業所得到的賠償額均在50萬元以下。這種高投入、低產出的事情是目前高新技術企業所不愿接受的。最后，企業知識產權維權的取證存在較大的困難與障礙。與其他民事糾紛案件比較而言，知識產權糾紛案件具有取證難、舉證難、證據隱蔽性較強以及技術性高等特點，再加上這些證據短暫易失、隱蔽并且不易取得，當事人如果想收集并固定對方侵權的證據非常困難。

對于上述存在的問題，這其中既有國家司法體制的原因，也有政府行政干擾以及企業內部管理的原因。這需要政府、企業與社會大眾等多方力量的幫助。第一，明確與提高知識產權侵權的賠償標準，加大侵權企業的犯罪成本。在我國新修訂的《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第二款、《商標法》第五十六條第二款中，對于法定賠償額均做出了“由人民法院根據侵權行為的情節判決給予100萬元以下賠償”的規定，但在新修訂的《專利法》中未采用法定賠償額的規定。對此，國家相關部門應該明確知識產權侵權的賠償金額，并根據侵權企業給被侵權企業所帶來的損失，來確定賠償成本。同時，我國現行相關法律不支持被侵權人請求判決銷毀侵權物品的權利，這往往會給被侵權人權益的保護制造障礙。例如，在修正藥業與吳太制藥在遭到侵權時，在提出道歉、賠償等要求外，也僅僅是要求侵權企業銷毀其產品的外包裝而已。這方面我國可借鑒德國、美國、丹麥等一些發達國家“銷毀侵權產品、侵權工具”的規定，對于已經被確定為侵權的物品，決不能準許其再流入市場，以防對權利人造成進一步的損害，而且，銷毀侵權產品本身也是對侵權人的一種懲罰。第二，對于企業來說，一方面要立足于企業的實際情況，制定合理的知識產權保護戰略，不斷提高知識產權工作在整個企業經營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完善企業資深的科學研發體系，加強監督與管理，防止知識產權外泄。此外，加強對企業知識產權管理與維權工作的人才培養與培訓，提高相關人員的知識產權維權水平。第三，加強政府對企業知識產權保護的行政指導，提高企業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