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樓市調控逼迫游資撤離,就出現一種預判:新的“瘋狂的君子蘭”現象重現市場。果不其然,從大蒜開始,投機活動迅速蔓延,許多百姓生活的必需商品卷入其中,從大蒜到蔬菜、綠豆,從三七藥材到粳米、玉米(資訊,行情)。低收入群體首當其沖,感受到了疊加的負面效應。

相對于房價,百姓菜籃子的價格變化對于政府來說更加敏感,對于影響宏觀調控政策走向的消費價格指數左右力也更大。因此,政府嚴打投機行為,采取臨時性的價格干預和補償措施,是應有之義。如果政府的干預不到位,那么宏觀調控就容易受到人為干擾,實現調控目標的難度就會增大。發改委日前在京召開全國物價局長會議,提出嚴厲打擊捏造、散布漲價信息,提高價格調控能力,向城鄉低收入群體發放臨時價格補貼。這個決定,體現了政府對低收入群體的民生關懷。

不過,向城鄉低收入群體發放臨時價格補貼,仍然屬于防御式政策。要真正讓民生得到更有力的保障,政府需要更積極和深入的干預。低收入群體之所以難以承受菜籃子價格的投機性上漲,根本原因在于,他們的財富創造能力和社會保障水平都過低。如果沒有長效機制作為屏障,面對龐大的游資四處尋求投機品種的攻勢,臨時價格補貼即使解決了低收入群體的菜籃子,也難保低收入群體在其他方面的實際生活水平不下降。

根本的解決之道,不僅在于盯緊游資的動向并限制投機路徑,還在于能否有效提高社會財富的分配水平,讓低收入群體更多地享有經濟發展成果。社會成員收入差距的急劇擴大,在很大程度上是既有的社會結構所造成的。比如城鄉差異、行業差異和戶籍區域差異,不僅拉大了不同群體的收入差距,也加大了低收入群體自我改善的成本。但是,低收入群體的生活水平,不僅不應該隨著市場價格異動而事實下降,還應該得到實質性提高。低收入群體的社會上升期待值,也不應該隨著市場價格異動而耗散,而是得到實質性提高。因此,政府在干預市場價格的同時,還應該對妨礙社會成員提高社會地位的種種制度性壁壘進行干預。

而且,政府是市場價格調控和社會收入分配調控的唯一人選。從這個角度說,對近期糧食和農副產品市場價格異動的干預,還應促進相關改革的全方位啟動。